杜润生 （CFP/图）
杜润生是党的老干部，他知道如何在体制缝隙中走钢丝，如何把好的想法转化为现实。他是青年人的导师，也从这些富有闯劲的年轻人的实地调研中汲取学习新知。在1980年代的改革热潮中，他充当了青年学子与决策层之间沟通的桥梁和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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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9日清晨，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老人去世，享年102岁。
杜润生1913年出生于山西太谷，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1953年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1979年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杜润生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对今天活跃在中国政商界的诸多著名人士来说，杜润生更是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们往往自称为“杜老的弟子”。因为在1980年代的改革热潮中，正是杜润生，想方设法为这群当时的年轻人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搭建起了青年学者与决策层之间的沟通桥梁。众所周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起点，而此番改革又是从以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就是杜润生。
1983年，杜润生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改革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82—1986年，以农村改革为主题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接连发布。文件上的用语是“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这个“可以，可以，也可以”突破了改革的边界。农民们兴高采烈地选择了包产到户。
在此之前的1981年2月，回城的插队青年们自发组织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后称发展组）。青年们的思考和热情，与杜润生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相交汇，找到了改革的路径。
发展组的成立会于北京大学举办，杜润生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出席并讲话。
经济学家王小鲁是发展组的成员之一，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都是从农村插队回来的青年们，有相似的困惑和思考。大家从三三两两的朋友相聚，到朋友圈叠加，越聚越多，形成了讨论问题的小组。
讨论一开始没有固定主题，也不定日期。往往是有人说：哎，咱们找一天讨论讨论某某问题吧，朋友回：好好好，我叫几个朋友一块儿来，就这么口口相传地聚了起来。
讨论有时在节假日的办公室举行，有时也在公园。比如约定星期天上午九点，大家在紫竹院见面，“找一个假山后面没人的地方，一帮人就地一坐，开始讨论问题！”王小鲁说。
当时77届刚恢复高考，78、79年就开始了类似的聚会，以在校大学生居多。核心团队包括陈一谘、王小强，王小鲁，张木生，白若冰，邓英淘、罗小朋，白南风，白南生，周其仁，高山，陈锡文等。
当时在发展组的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白南风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刚开始讨论的时候，因为方法论的不同经常谈不到一起。于是，发展组分成了理论组（研究马列经济学）和方法组（研究西方经济学）。
他所在的方法组每周五会在北大找个空宿舍，拽来凳子和黑板，组织学习计量代数等数学课，想探索马列经济学外的新方法。
一段时间的自发聚会之后，陈一谘（后任体改所所长）建议大家搞个研究组，专门讨论农村问题。他作为组长，向上游说资源，得到高层的支持。
最终，社科院农经所以委托课题的形式对发展组给予组织关系和资金的支持。此后，这些年轻人出去调查就可以报销，不用自掏腰包了。
更特殊的是，农经所不能在业务上管发展组，“发展组听两个研究室的，一个是杜润生的，一个是邓力群的。” 白南风说。
就工作模式来说，他们是一个组织，有办公室，但不坐班，只轮流值班，一人一周，几个月才轮到一回。
“农口有一个好的传统，有一支好的团队，有老年、青年，一大批战斗力较强的人才，王岐山、陈锡文、王小强、周其仁等年轻人组建了农村发展研究所。”2003年，杜润生在90岁生日时说。更多时候，发展组的年轻学者们在全国各地做调查。如1981年的滁州大调查，研究农村问题。回来以后通过邓力群、杜润生这样级别的前辈上交了报告。
杜润生是党的老干部，熟悉体制内的话语体系，又具有改革图新的意识。他知道如何在体制缝隙中走钢丝，如何把好的想法转化为现实。他是青年人的导师，也从这些富有闯劲的年轻人的实地调研中汲取学习新知。在1980年代自下而上的改革时期，他充当了青年学子与决策层之间沟通桥梁和润滑剂。
1981年，白南风与王小强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去西藏调研，与同行的国家部委的干部思路不一样，回来写报告时，两人认为那时候国家已经给西藏支援了72亿元，结果越给越穷，因为本身没有生产能力。“杜润生回来听我们报告，他特别聪明，说你们的意思是不能光输血不造血，越输血越贫血。这老头，他总结的多精炼。”白南风回忆说，后来他们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变西藏的输血经济为造血经济》。
“这个时期中央就觉得这帮年轻人写东西还是值得看”，白南风说，“那时候人们还在从理论上争论包产到户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我们的调研出来以后，全国风向大转。”
后来，发展组成员参与讨论、起草杜润生主持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月1日，文件宣布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结束了持续三十年的争论。
1982年，西黄城根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杜润生出任研究室主任，是“9号院”的灵魂人物，当时发展组的青年们大多数跟随了杜润生，少部分去了陈一谘领导的体改所。
1990年前后，这两个机构也先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在回忆那个年代时，当时的青年们都仍然记得被杜润生这样的前辈尊重、重视的种种片段。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回忆，人大读书期间，当时经济系资料室的白若冰把他们在学校里读书会上的讨论讲给杜润生听时，杜老很感兴趣，便邀请他们到家里去谈，鼓励他们做农村研究。
“希腊文明源头上就是苏格拉底对话，就是你一句他一句，他再一句，这个问题你越想越深了，当年杜润生差不多就是这个办法。”周其仁在一次读书会上回忆说，“他从来没有一句肯定的话，也不轻易表扬，决不会批评。不断在积极研究农村问题上鼓励你，同时提醒你，同时用他的经验知识、判断力，校正你的看法，然后把你一次次引向农村调查，那时候真想去，因为去了可以学到东西。”
经济学家华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曾在33岁被通知与一位时任高层同行，在火车专列上作报告，讲自己对经济问题的见解。同行的有几位部长，包括杜润生在内。
至今他仍保留着一张在神农架的照片：他用傻瓜相机拍照，高层领导开玩笑说，“你这么个聪明人怎么用傻瓜相机呢？”旁边的杜老和华生哈哈大笑，警卫人员拍下了这一刻。
翁永曦是在与杜老有一面之交后被相中调入农委的。后被任命为农研室副主任，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
他评价杜老说：“他的门生遍天下。没有哪个人有他这样的势头。他没有山头，不拉队伍，就是珍惜人才，重用人才。而他却成了最大的‘山头’。这个‘山头’不是组织系统的，而是心目中的。他对年轻人最重视，启用量最大，提拔速度最快，并且让所有人都服气。”
（本文参考了柳红所著《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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